我国已建立起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更好满足老龄社会的需求,但不容忽视的是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冲击.表现为,企业社保缴费降低了劳动需求;退休年龄制度减少了老年劳动参与，延迟退休又有可能减少隔代照料供给，不利于年轻一代劳动供给；社保基金在地区层面运营阻碍了劳动力流动；劳动力高龄化倒逼企业更多使用自动化和机器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同时减少了劳动需求。本文从降低社保缴费、提高统筹层次、改革僵化的退休年龄政策、建设婴幼儿社会照料体系和构建适应自动化和数字化的社保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ꎬ发挥老龄社会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本文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国部分的数据,采用OLS、Ordered Logit 和OrderedProbit 三种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婚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计量结果表明,婚姻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女性的婚姻幸福感要高于男性,孩子会降低婚姻的幸福感,收入会影响婚姻幸福感,低收入者相比中等收入者的婚姻幸福感下降,而高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的婚姻幸福感无显著差别。本文探讨了婚姻促进幸福感的两种机制,一是婚姻能增进健康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二是婚姻能增进工作的幸福感。

本文以1990-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特征、分异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整体呈多中心化发展态势,且遵循:东部-中部-西部、超大-特大-大-中-小城市和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的梯次演变规律,但其间穿插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和一般地级市、中小城市多中心化发展水平转换、加速等阶段性特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多中心化发展分异已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新常态,这主要缘于中东部地区城市、中小型城市内部多中心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以及不同行政等级间城市多中心化发展水平的分异。

在系统性整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本文利用OP、LP、GMM、FE 等方法,首次较为科学规范地测算了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30 个行业的资本、劳动产出弹性分别处于0郾2-0郾4、0郾3-0郾6 区间,TFP 增速处于3郾90-18郾94% 区间,且呈现一定的收敛趋势;中国的行业存在上下游TFP 集聚现象,且与下游行业更为密切;中国各省的TFP 在全国层面不具有显性特点,但在局部小区域具有较强的集聚现象;中国企业的TFP 整体随时间波动上升,且企
业间存在收敛。

国际政治冲突对经济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学者关注的重点。近年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冲突时有发生,但国内的实证分析较少。本研究以中日关系为例,选取钓鱼岛争端和靖国神社参拜等事件,研究政治冲突对贸易的影响。基本识别、双重差分及配对分析表明,中日间政治冲突对日本向中国的出口造成负面影响,而短期效应相对显著。具体而言,在冲突发生后第一个月,日本出口中国商品额的增长幅度是同期日本出口美国和韩国、以及除中国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80%到90%左右。本文所揭示的政治冲突短期效应意味着紧密的经贸关系可以一定程度缓解政治冲突的影响,也说明中国消费者对日本品牌有较高的忠诚度。

基于要素匹配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上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适度的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高企业绩效，但过度的数字化转型会因人机不匹配而造成企业利润 损失。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增强企业的人机匹配度，尤其是教育结构高级化带来的非认知能力增强，显著促进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在低人力资本地区、高技术创新地区及数字 化转型先行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倒U型影响更加显著。拓展分析显示，数字经济政 策的有效供给提升了企业的人机匹配度，但随着数字化战略执行力的不足，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供给和需求具有同一性,需求决定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基于此辩证关系,中共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提法与西方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超越并丰富了西方供给理论。二者存在显著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制度基础、政市关系与经济背景三个方面。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突出。既存在总需求不足与需求转移外溢并存的供需间不对称,也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与相对过剩并存的供需内部不对称;三次产业结构有所优化,但改善的空间依然较大;传统产品供给过剩,以需求为核心、精益求精的新兴产品供给不足;供给端质量安全制度建设的滞后加剧结构失衡。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与核心是优化经济结构。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树立正确的宏调思路,需求与供给两侧同时发力;做好加减乘除法,优化经济结构;正视投资与转型的关系,增投资与调结构并举;多角度推进科技创新全力培育供给新优势;以多元化改革为抓手,优化供给端的制度环境。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时代价值生产过程的深刻阐述为刻画数字经济价值生产过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提供了极具解释力的理论视角。数字经济价值生产过程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关键性生产资料———数据的价值转移。数据的两种价值形态在价值转移中产生不同替代效应，进一步瓦解了人类脑力劳动分工的技术基础。在数据的网络生产中催生平台“虚假的社会价值”，加剧网络劳工与其劳动条件的隐形分离；资本对数字劳动者形成不同支配作用，反映出劳动者与数字化生产资料的对立关系。二是数字活劳动的价值创造。数字劳动组织形式和劳动方式的拓展实现了多重隐性剩余价值生产，发展出具有非正式协同特征的节点式网络社会劳动；劳动过程呈现出“技术—劳动过程”和“去技术—劳动过程”并存的时空重叠；数字劳动本身以及劳动价值创造过程的数据化和算法化趋势增强。

本文运用CHIP2013 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本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本地非农就业网络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本地非农就业家庭的年生活消费总额比农业就业家庭显著高出15. 5% -28. 2%。机制分析表明,收入提升和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是本地非农就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可能机制。受雇形式的本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本地自雇就业,且本地非农就业对多数消费项目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市场发生结构转变的新形势下,农村地区非农就业的发展将有利于发挥农村消费市场在提升内需中的作用。

当前,学术界对研发创新的关注持续升温,本文对研究中最常用的四个数据来源(工业企业数据库、上市公司数据、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私营企业调查数据) 中制造业企业的研发创新变量进行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基础信息支持与计量方法参考。主要发现包括:1. 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的发展态势较为乐观,常规年度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研发支出与新产品产出为正的企业比例仅约10% 的“ 创新荒漠"很可能是统计纰漏造成的假象。跨国比较揭示,中国企业的研发创新领先于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2. 近年,进行研发创新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比例高于80% 、投入强度持续上升,专利活动实现了数量与质量的双重提升;3. 当服从离散、混合、截断分布的研发创新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时,OLS 估计不一致,适用方法应为Probit 与Logit 模型、Tobit 模型、Truncation 模型与MLE 估计。

本文运用马克思地租理论分析我国中国城市房地产经济现象，得到结论：城市房地产价格应由生产过程中凝结的抽象劳动和地租资本化的加总决定；房地产价格可转化为成本价格、平均利润、城市地租的购买价格三个部分，其中城市级差地租决定了房价趋势的形成；同时在城市的不断发展和扩张中，级差地租受单个城市规模的限制给城市房价设定了一个运行区间。可见稳定房价需要拉平城市房地产区位差异和并对土地价值增值部分进行收入再分配。

如何将投资者偏好以定价因子的形式引入多因子模型,是建立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的关键。本文假设投资者在前景理论的框架下评估风险,将股票历史收益率分布所对应的前景理论价值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理论上分析了股票前景理论价值与预期收益率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使用1995 年1 月至2015 年12 月的沪深两市全部A 股作为研究样本,对投资者偏好与股票预期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票的前景理论价值与预期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负相关关系在小盘股中更为明显;基于前景理论价值构建的投资者偏好因子BMG 不能被经典资产定价模型所解释,若在Fama-French 五因子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投资者偏好因子BMG,模型的解释能力显著提高。

宗教信仰与农户非农收入的关系是宗教经济学亟需破解的难题。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传统分位数回归(QR) 与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IVQR) 方法,实证检验宗教信仰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研究表明,整体上宗教信仰对农户非农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发生在农户收入的低分位点阶段,随着分位点的提高,农户的信教动机逐渐由“功利取向冶转化为“价值取向冶,导致宗教信仰的增收效应呈现出递减趋势。本研究不仅加深了对中国农村居民信仰转型的理解,而且也提供了促进农民增收的新渠道与视角。

本文提出了具有时变阈值的门限泰勒规则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中国1992-2014 年间货币政策规则中的时变门限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时变阈值的引入揭示了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的三大显著特征:第一,非对称性,即高通胀时期利率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值均大于低通胀时期;第二,不稳定性,即不论通胀率高低,利率对通胀缺口的反应系数均非显著大于1;第三,时变性,即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所参考的阈值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

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但它自身却隐藏着环境污染的问题。工业污染通过大气、水源等媒介“强迫冶人们接受污染的危害,人们为了治疗因污染所造成的疾病和伤害而支付费用,形成被动的污染消费。本文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建立一个反映污染治理技术和污染消费质量因素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就提高污染治理技术和污染消费质量对社会消费、失业和福利水平等的影响进行经济学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提升污染治理技术水平和污染消费质量都有改善环境的效果,但前者对改善环境的力度更大;二者都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但前者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力度更大;二者都会降低农村的福利水平,但前者降低农村福利水平的程度更大。

所谓“颜值”，顾名思义，是坊间用来衡量人们外貌美丑的指标。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中“受访者外貌评价”指标作为颜值变量，探讨了颜值对就业的影响，并对相关机制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颜值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就业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使用工具变量估计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在影响机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对男性而言，颜值越高的男性具有更好的就业素质和享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但是这两种机制对女性并不适用。另外，雇主偏好和歧视是颜值对就业产生作用的又一重要机制。由此可知，在我国的就业市场中，外表条件已成为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而外表歧视现象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关注。

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养老保险改革如何影响社会福利?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利率管制的80 期生命周期模型,定量分析了提高退休年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数值模拟发现:(1)不进行养老保险改革,人口老龄化将使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急剧下降,提高退休年龄能缓解这一下降趋势;(2)退休年龄提高3 岁将增进各代人的福利,其中,已退休和在劳动力市场人群的福利增进大于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人群;(3)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本身有助于提高福利,还会对提高退休年龄政策产生外溢作用,表现为削弱(略微强化)了38 岁以上人群(其他人)的福利增进。

自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非始终如一、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在曲折中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本文考察了“社会主义冶一词的语用情况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指称上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他们后期提出的新见解,以及列宁的理论突破与演进。在经济文化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里,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应该按什么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冶,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本文运用中国地级市1996年至2010年的主要经济信息和历任821位市长个人详细信息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地级市市长的晋升机制。我们发现如下结果:(1)纵向来看,中国各级官员的升迁并不存在一个全国统一的晋升机制。与省级官员面临强大的经济绩效激励不同,经济绩效对地级市市长的晋升有着负的但有限的影响;(2)横向来看,地级市市长的晋升机制在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与中、西部地区不同,经济绩效对东部地区市长的晋升有着正的但有限的影响;(3)与年龄类似,市长的任期对其晋升可能性存在着非线性的影响。当使用其他经济绩效指标进行检验时,我们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基于2005 年开始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选取1995 至2015 年的季度数据,参考非完全替代模型建立中国进出口贸易方程,考察中国进口总量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FDI 和本国GDP 的关系,以及出口总量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FDI和国外GDP 的关系。进而,本文运用邹检验来判断进出口贸易方程中出现结构性变动的时间断点,并比较2008 年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进出口贸易方程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进出口贸易出现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动,进口贸易出现断点式结构变动,出口贸易出现平滑式结构变动,并且结构变动前后的影响因素亦发生显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