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金融观的当代发展。厦门经济特区是习近平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萌发地和实践地。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重要领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习近平在推动厦门金融体制改革、扩大金融业开放发展、深入推进港澳台与内地经贸合作等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充分展现了以金融力量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思路。1985年，作为厦门经济特区招商引资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厦门国际银行应运而生。厦门国际银行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探索极具典型意义，是践行习近平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思想的重大成果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结合我国的国际国内形势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作出的伟大决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会议精神。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结合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历程，本文认为新时代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更深层次、更系统化的改革，是承担新任务、在新理论指导下的改革，。为此，我们应当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进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时代价值生产过程的深刻阐述为刻画数字经济价值生产过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提供了极具解释力的理论视角。数字经济价值生产过程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关键性生产资料———数据的价值转移。数据的两种价值形态在价值转移中产生不同替代效应，进一步瓦解了人类脑力劳动分工的技术基础。在数据的网络生产中催生平台“虚假的社会价值”，加剧网络劳工与其劳动条件的隐形分离；资本对数字劳动者形成不同支配作用，反映出劳动者与数字化生产资料的对立关系。二是数字活劳动的价值创造。数字劳动组织形式和劳动方式的拓展实现了多重隐性剩余价值生产，发展出具有非正式协同特征的节点式网络社会劳动；劳动过程呈现出“技术—劳动过程”和“去技术—劳动过程”并存的时空重叠；数字劳动本身以及劳动价值创造过程的数据化和算法化趋势增强。

如何整合国内市场以更好地发挥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 本文使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地区间双边信任数据和上市公司异地供应商数据，系统考察了双边信任对供应商跨区域布局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对供应商所在地的信任程度

和供应商所在地对企业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均能促进企业与异地供应商合作，且双边信任和正式制度对异地供应商合作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双边信任通过减少企业与异地供应商之间搜寻成本、合约成本和管理及监督成本促进双方合作。异质性分析表明，机会主义风险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境下，双边信任对企业与异地供应商合作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双边信任还能延长企业与异地供应商合作的持续时间。最后，双边信任可以通过促进供应商跨区域布局实现区域间生产分工。本文从双边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视角，为当前中国更好地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基于2005—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以智慧城市建设为政策背景，从智慧智能视角探讨提升吸引FDI业绩指数的路径。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吸引FDI的业绩指数。机制分析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推进城市信息化进程与数字化转型促进吸引FDI业绩指数提升。此外，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吸引FDI业绩指数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即在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发展速度快以及开放度较高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对吸引FDI业绩指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作为科技、人才和创新的结合基础，高等教育是影响企业出口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利用高等教育扩招的政策冲击，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产品生命周期视角下人力资本扩张

对企业新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新产品出口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开展了识别假设检验和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机制检验来看，人力资本扩张通过进口中间投入的种类密集度转换效应以及研发密集度、技术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度提升效应进而促进了企业新产品出口。(3)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扩张对企业新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对于外资企业、资源集中型企业、所在城市具有丰裕高等教育资源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更高地区的企业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本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是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企业承诺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已日益被推到企业决策的最前沿。本文基于2023年12月之前作出双碳承诺的370家公司，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企业双碳承诺行为的价值效应，证据表明，企业双碳承诺会造成负向的短期市场反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稳定。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代理成本是企业双碳承诺引发负向市场反应的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碳风险高的企业中，企业双碳承诺的负向市场反应更加强烈，机构投资者持股有助于缓解企业双碳承诺的短期负面市场反应。 进一步地，从长期来看，企业双碳承诺行为能够提高价值。本文从市场角度检验了企业双碳承诺的价值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双碳治理的驱动力难题。

本文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外生冲击，采用2017—2021年中国Ａ股上市企业季度数据为样本，从公司内部章程设立的视角，研究公司反收购强度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章程中设置的反收购条款数量越多，企业的抵抗力和恢复力越差，经营绩效也越差。机制检验表明，反收购条款的设置主要是通过加剧危机情景下企业的第一类委托代理成本降低企业韧性；而第二类代理成本并未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反收购条款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在外部监督水平较低、所在城市冲击较为严重和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

本文基于中国式垂直结构的理论框架讨论了环境税问题，重点考察了上游传统能源企业和可再生能源企业具有双重经营目标的情况。首先，本文发现能源企业经营目标构成对环境税污染治理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传统能源企业对经济效益目标的重视程度超过门槛值是关键条件，其他参数通过改变这一门槛值影响环境税效果。其次，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最优环境税率的结构和可再生能源对最优税率的影响。最后，本文基于中国现实经济数据进行了情景分析，发现在基准情景下设置最优环境税率可以提高社会福利，在降低污染的同时改善能源结构。

本文利用2009—2007年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入户数据，在广义罗伊模型框架下，估计了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通交通主干线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收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存在根本的异质性，更容易连接交通主干线的农村地区，连接交通主干线对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是负的，而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可及性越差的农村居民，连通交通主干线会显著增加他们的外出务工收入。通过对未来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的效应进行模拟，发现落后农村地区在连接交通主干线之后外出务工收入会明显增加。

提升中老年健康水平，激发有效劳动供给和银发力量，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本文以健康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外生冲击，结合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从理论和经验上考察健康城市建设对中老年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城市建设显著促进当地中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供给，且这一效果对男性、低学历、高龄、所在城市空气质量差和医疗资源丰富的中老年群体中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健康城市建设通过改善中老年人身心健康和促进社会融入，提升其劳动时间供给。拓展性分析说明，健康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中老年人的延迟退休意愿。本研究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借鉴。

本文考察“慢就业”对大学生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结果发现:“慢就业”提高了大学生就业稳定性，是大学生频繁“跳槽”的重要抑制因素。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在人—职匹配框架下，“慢就业”有助于大学生增加自我认知和职业认知，增进大学生就业的需求—供给匹配，显著减少大学生主动离职率；“慢就业”能够提高大学生可迁移能力，有利于达到大学生就业的要求—能力匹配，降低大学生被动离职率；再者，“慢就业”促进大学生与企业的价值观匹配，能同时强化上述两项匹配，也可以提高大学生就业稳定性。最后，本文针对实证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前现代中国呈现出的周期性经济波动一直以来为学者所关注，但现有解释缺乏反事实证据并存在内生性问题。本研究检验了极端天气对清代人口的动态影响。基于1644-1911年府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极端天气会导致人口密度下降 8.98%，该作用主要由旱灾所驱动。上述作用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如技术进步和现实性抑制、使用其他经济发展指标，和时间序列分析仍然保持稳健。研究进一步发现极端天气发生后的人口恢复符合马尔萨斯模式，政府的财政盈余可以缓冲极端天气的负面冲击。这些发现增加了对极端天气在前现代中国经济动态中所发挥作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