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但面临西方打压以及人口下降、有效需求不足和发展不平衡等重大现实问题。除采取一般性方针政策外，还有必要根据中国现实优势采取超常规策略，跳出问题才能有效解决问题：实施全面强有力生育支持政策，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促进人口增长由“负”转“正”，解决人口持续负增长导致的发展动力和信心不足问题；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联动，强力推动中心城市房地产市场复苏，以带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实施国有资产收益全民共同分享机制，设立共同养老金，建立中国独特的混合养老体系，既大幅度缓解不同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待遇差距过大这一发展不平衡问题，又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通过超常规策略克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主要障碍，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预期和发展态势。

从第二国际时代开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开始发展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20世纪60年代，伊曼纽尔发表了《不平等交换》一书，在生产价格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不平等交换理论，这一理论以劳动力不能在国际流动为前提，分析了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由此造成的国际价值转移。伊曼纽尔的理论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也催生了一些新的研究。迄今为止，在生产价格基础上研究不平等交换已成为文献中的主流。这些研究虽有重要贡献，但也存在如下弱点：第一，倾向于将不平等交换等同于价值转移，而忽略了对这两者间差异的探讨；第二，仅仅在生产价格的基础上解释不平等交换，没有深入探讨不平等交换与垄断这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特征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发展不平等交换理论，需要反思何为不平等交换，明确判定不平等交换的标准，以解决上述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成果，其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也逐渐成为国际争论的焦点，而以人均GNI为代表的现有发展中国家划分方法存在诸多局限。GNI与GDP的相对水平以及差异来源分别反映了一国的要素竞争力水平和结构特征，二者共同刻画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创新提出“要素竞争力结构转型”理论框架，结合跨国面板数据与典型案例分析，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研究发现：资本要素竞争力驱动的长期要素报酬净流入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跃迁的核心标志，在中国资本要素竞争力呈现波动性特征的同时，总要素报酬依然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尚未完成向发达国家的转变；外资依赖与本土资本积累不足互相强化形成负向循环，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资本要素竞争力难以有效提升的“要素竞争力结构陷阱”，中国虽人均资本存量显著提升，但仍滞后于发达国家的同阶段水平；随着贸易规模扩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报酬份额分别呈现上升和下降趋势，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其要素报酬份额与发达国家差距显著。本文揭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的核心困境，强调了强化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协同、引导外资利润再投资、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构建自主要素循环网络是跨越发展瓶颈的关键。

理清货币政策信息效应的影响对于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构建包含信贷惯性和货币政策信息效应的DSGE模型，从理论层面揭示了银企间长期信贷关系对货币政策信息效应的调节作用，并利用中国上市企业的银行授信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正向货币政策信息效应会促进企业信贷增长；银企间信贷惯性则会抑制这一效应，发挥负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抑制作用在规模较小、风险承担能力较弱的银行中更为明显，在融资约束较低及私营企业中也更明显。本文结论为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在中国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打造公平营商环境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评估其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5—2022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而言，破除地方保护、创新效应和区域协调效应是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路径。这种作用效能在非出口型和数字化转型落后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非城市群、人口密度小和政商关系欠健康的城市更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城市空间关联性使得邻近地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本地区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本研究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实践启示。

本文主要考察了失业保险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失业保险金促进了企业创新，其中主要是促进了探索创新，而对利用创新的促进效应不明显。机制检验显示，失业保险金通过现金流效应和劳动配置效应增加企业创新投入，特别是风险更高的探索创新投入，进而促进了企业探索创新。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员工关怀更好的企业中，失业保险金的企业创新促进效应更显著。进一步地，失业保险金不仅增加了企业创新产出，更是强化了企业独立创新和突破创新能力。本文研究有助于丰富劳动力市场制度与创新领域的研究。

政府异地采购是跨区域贸易的重要实现形式，对建设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作用，但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市场竞争环境对政府异地采购的影响。本文根据2015—2022年中国政府采购数据，从跨省、跨市双重视角，检验市场公平竞争程度对政府异地采购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公平竞争可促进政府跨省采购，但对跨市采购无显著影响；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同时，地方政府环境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会削弱市场公平竞争的促进作用。本文为理解政府跨区域交易提供了新视角，更揭示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对促进区际贸易自由化和市场一体化的重要意义，为新型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启示。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不仅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更是高水平对外开放下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有效路径。本文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明显促进了企业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这一作用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耐心资本占比、增强数字资源集聚和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水平四条路径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影响在企业属性、外部环境方面呈现出多维差异性；同时，政府创新补贴和地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强化了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正向效果。此外，制度型开放促进部分企业率先实现“点”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继而通过溢出效应带动了同城市同行业其他企业实现区域性“面”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并逐步从国际技术标准的“跟跑者”转向“领跑者”。

城市群内部城市在地理上邻近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知识池，这一地理区位优势能否有效转化为推动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动力？本文基于知识溢出经济学理论框架，探究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城市群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心城市科技创新的知识溢出效应能推进城市间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合作，改善城市群内部的技术发展不平衡和缓解技术刚性困境，进而推动城市群非中心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且主要体现在优化提升发展梯度与内陆型国家战略布局的城市群。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增强政府创新偏好和提升财政分权程度将有效地强化中心城市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研究结论在实践上为政府部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从生产网络视角出发，考察了以智慧城市为代表的区域基建数字化转型政策与企业产业链贸易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化基建对企业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政策效应会沿产业链向下传导。在机制方面，数字化基建政策一方面促进企业内部管理优化，另一方面鼓励企业积极利用平台工具整合市场信息，同时通过提升企业网络地位以加强其市场搜索匹配优势，从而推动贸易增长。本研究为区域尤其是县区层级产业链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为企业与地区政府在数字化领域的互动模式构建了理论框架，为推动建设高质量内循环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建成科技强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内在联系。在利用工商注册大数据测算数字经济集聚的基础上，探究数字经济集聚对地区企业创新的效应机制。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集聚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集聚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推动创新。数字经济集聚的创新效应对规模较小企业、非国有企业和低市场分割地区企业更强。本文的研究从创新角度验证了发展数字经济及数字经济集聚的关键价值，对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以及推进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意义。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数据价值链微观基础的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揭示了数据是如何通过要素积累、技术进步与经济结构转型三大机制的协同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倍增效应的。研究发现：（1）三大机制的协同作用贡献了约1.73个百分点的额外增长率，贡献率达31.1%，构成了显著的产出倍增效应；（2）结构转型（贡献率29.1%）与技术进步（贡献率21.8%）是主要驱动力，但仅靠单一机制无法解释中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增长，机制间的正反馈循环才是关键。这为理解中国数字经济的增长动力和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量化依据。

本文将人口结构因素引入两部门新古典非平衡增长模型，理论论证了人口结构老化通过需求转移机制对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及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影响。基于2003—2020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每提高1%，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将提高0.025个单位，导致人均实际GDP增长率降低0.445个百分点。分离出不同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后发现，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同样通过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导致经济减速；人口流入则能延缓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从而促进其经济增长，并对户籍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及经济减速影响存在一定稀释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服务业生产率增速的持续提升及其内部生活性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有助于削弱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的“结构性减速”影响；加快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以此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亦能缓解人口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本文研究结论可为中国顺应当前人口结构变迁趋势、推动经济产业转型发展提供一定经验借鉴。